(接上文)
说到底,《文明》作为游戏的逻辑与人类发展的本身逻辑的一个根本性的差异在于,后者并不是建构出来的。文明的发展不是想象中的一棵树的发展(就好像游戏里有科技树那样),而是一条河流向低重力地区的奔腾:它的河道的弯度,岸边光滑的卵石,包括沿河两岸的景象都是水与土地斗争的结果。
国家的形成就是这样。在上中学的时候政治或者历史教科书会告诉我们在农业技术的进步下人类群落拥有了剩余的生活资料从而可以养活多余的祭司和官员等等,这就是典型的《文明》逻辑:好像有一个叫做“祭司/官员阶层”的科技选项在那里,我们手底下的农民种多了粮食就可以点开那个选项,哐当一下,阶级社会就形成了,文明游戏就到了下一个阶段。
然而事实逻辑告诉我们的是另一码事。有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均衡之下,永无剩余。这个很好理解,马尔萨斯人口论也是这么说的:不存在剩余生活资料这种东西,人口的指数增长必然会将只能代数增长的食品供应给吞噬掉。所以祭司/官员阶层的出现必然反应了某种人类社会的基本动力学:要么是人口的增长会出现某种内生的阶层化倾向,要么是这样做的人类群落比不这样做的人类群落要有优势。
历史告诉我们这两者兼有。戴蒙德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中专门谈到了这个问题,他将这样的阶层化社会称之为“盗贼统治”。不实际参加劳动的阶层的出现相当于盗贼偷窃了本应该属于所有人的生活资料。他们的出现与其说是为了某种“用途”而出现的,还不如说是We do what we must because we can. 然而生发出这样的盗贼统治的人类群落的确拥有着相对于其他人类群落的巨大优势,有一个优势就是让民众不至于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起冲突,将武力完全收缴到高贵的阶层手上来,因为平等主义的部落民是很容易因为这些小事起冲突的,生活状态完全可以参考霍布斯所谓“自然状态”(所有人与所有人的战争)。
这样的盗贼统治的另外一个巨大优势就是制造意识形态。这有两个作用:为自己的统治带来合法性,以及产生一种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生命的动机,后者在部落间的战争中特别有效:平等主义的部落里是不会产生这样的动机的,所以他们的军事上的战术选择是非常有限的。宗教的雏形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出现。
所以说《文明》的世界观更接近于古希腊柏拉图的世界观:国家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在游戏里,农业都没有发明,国家和文明就默认产生了。
To be continu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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